古代民族一般都有“树碑立传”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了东谈主类历史意志的醒觉和历汗青写的萌芽情势。“碑”与“史”都是保存历史追思的载体：“碑”属于视觉载体（visualmedia），“史”属于文件载体（textualmedia）。“碑”每每带有笔墨，因而兼具视觉载体和文件载体的双重特征。“碑”与“史”因而具有某种团结性（identity）。
“碑”与“史”的团结性体现时罗马东谈主的话语中。拉丁语“碑”（monumentum）答允是“墓碑”，与“追思”（memoria）、“回忆”（meminisse）是同源词。费斯图斯说：“墓碑（Monimentum）为缅念念死者而建，测度打算是保存追思（memoria），如同神庙、柱廊、文件和诗歌。”这是碑的紧邀功能。“碑”与“警戒”（monere）是同义词，这标明了碑的另一种功能。瓦罗在《论拉丁语》中说，“保存追思具有警戒功能。正如路旁的墓碑仿佛在警戒东谈主们示寂终将降临，因此把追思书写下来，把追思制作出来的东西都被称为‘碑’”。“碑”（monumentum）与“史”（historia）亦然同义词。李维在《罗马史》绪论顶用monumentum指代古代文件：“建城前和建城发轫的事情，与其说所以可信的文件（rerumgestarummonumentis），不如说所以富足诗意的神话传奇流传下来的。”
在拉丁语中，有两个抒发历史意涵的词汇：“碑”（monumentum）与“史”（historia）。那么，二者有何不同？其实，historia是一个外来的希腊语词汇，源自希腊语istor（仲裁东谈主）、istoreo（走访）。historia答允指的是“通过走访沟通发现的事实”，彭胀为通过不雅察和沟通当然界、东谈主类社会而取得的科学常识。希腊史学因而具有“求真性”特征。
西塞罗以为罗马的历史学家与希腊史家比拟，空匮文华，奥鲁斯·盖利乌斯以为罗马史家空匮希腊史家的探究精神。形成罗马史学作风与希腊史学作风互异的原因在于罗马东谈主的历史实践。
罗马东谈主的历史意志萌生于贵族眷属缅念念祖宗的歌谣、葬礼演说、墓志铭，以及在野官年表、获胜将军名表、大祭司年表等官方记录。这类私东谈主和群众的史学实践带有剖判的“树碑立传”性质，旨在彰显荣誉，种植榜样。
罗马最早的汗青体例是纪年体（annales）。纪年史是历史最悠久、最具原土特色的罗马史学传统。纪年史发源于大祭司年表（annalesmaximus）。大祭司年表写于一块白板之上，限于空间窄小，必定惜墨如金，不求润饰。因此，罗马早期纪年史家的叙事作风也具有“缅念念碑性”（monumentality），平铺直叙，以共和时期历史学家法比乌斯·皮克托、皮索、加图为代表。帝国时期纪年史作者以李维、塔西佗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体现了罗马史学的“缅念念碑性”与希腊史学“求真性”的交融。
罗马史学的“缅念念碑性”还贯通时早期纪年史家的治史立场空匮客不雅性，每每带有政事偏见。这是因为罗马的历史学家一般诞生政事精英阶级，而罗马政事实践具有荣誉竞争特色，行动荣誉记号物的“缅念念碑”如获胜表、在野官表、荣誉雕像等成为显耀争夺的对象和政事博弈的用具。因而，罗马东谈主的政事实践自己带有“缅念念碑性”特色。
西庇阿眷属很善于制作和控制“缅念念碑”进行个东谈主宣传，也相称醉心私东谈主修史。该眷属位于罗马城郊的坟场（公元前3—前1世纪）中出土了无数墓志铭，是留存于今罗马最早的私东谈主历史文件。不外，对荣誉的过分追求或然会导致花消“缅念念碑”。公元前298年的在野官L.西庇阿·巴巴图斯的墓志铭的果真性就颇值得怀疑。他的石棺铭文写谈：“他从萨莫奈东谈主手中夺得了陶拉西亚和基萨乌那。他驯顺了总共这个词卢卡尼亚，并俘虏了东谈主质。”然而，李维的记录与之不同：“西庇阿出征埃特鲁里亚，弗尔维乌斯出征萨莫奈。”早期纪年史家法比乌斯·皮克托效用宣扬本眷属对国度的孝敬；难民新贵老加图则极度不书贵族在野官法比乌斯、西庇阿等东谈主的名字，以袒护其功劳，用访佛“辞退毁忆”本领劫夺政事敌手的荣誉。
“缅念念碑”既能制造“追思”，也能糟蹋“追思”。危害国度利益的东谈主，经公民大会审判，受“辞退毁忆”的贬责。举例，被控告“僭主罪”的贵族前在野官卡西乌斯被家法处决，其家宅被夷平；相同，“难民挑动家”麦利乌斯也受到拆毁家宅的处罚，其家宅遗迹成为反面课本的“缅念念碑”。
共和晚期的史学也具有“缅念念碑性”。军事强东谈主苏拉、庞培、尤利乌斯·凯撒一方面通过举办获胜式、建造荣誉雕像和群众建筑等“缅念念碑性”实践彰显个东谈主泰斗，另一方面通过撰写自传，为我方树碑立传。凯撒的《高卢战记》即是一座宣扬个东谈主事迹的“缅念念碑”，貌似客不雅，实际上有许多虚假之处。以“高卢第一战”为例。凯撒宣称，他躬行率领军团击败了赫尔维提东谈主，然而阿庇安和普鲁塔克以为不是凯撒，而是他的部将拉比埃努斯的军功。
帝制期间罗马史学的“缅念念碑性”进展为史学、文学作品带有立名后世性质。奥古斯都的自传大概是一份彰显个东谈主泰斗的“缅念念碑”清单，把我方修建的“缅念念碑”和取得的荣誉“缅念念碑”都写了进去。李维、维吉尔的史学作品宣扬罗马帝国的伟大，犹如构建一座座“笔墨丰碑”。诚如贺拉斯所言：“我创作了一部宏伟诗篇，它将比青铜更经久。”
罗马帝制时期史学的“缅念念碑性”特征还贯通时“史”与“碑”的荣枯险些同步。公元1—2世纪，罗马的私东谈主碑铭呈现井喷式增长。不仅显耀阶级，以致被释奴阶级也争相建造陵墓。这一时期，75%的墓志碑铭出自被释奴阶级之手，图文王人骁勇自我好意思化。与此同期，出现了“自传热”，私东谈主撰史之风盛行。
此外，罗马天子把持了获胜门、荣誉泥像等群众缅念念碑的营造权，加强对文化的监督。据塔西佗记录，图密善天子以焚书的形势，对文化精英彭胀“辞退毁忆”性打击。“浩荡特殊著述在广场和聚会场被付之一炬。”
罗马史学逐渐走向雕残，进展为帝制期间的历史学家每每攀附攀附，为专制君主立名后世，丧失了希腊史学的“求真性”传统。塔西佗在《历史》开篇哀叹：“当一齐职权伙同于一东谈主之手的时辰，具有这种才能的众人就再也看不到了。历史的真相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毁伤。”迪奥·卡西乌斯对元首制骁勇嘉赞：“（奥古斯都）他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保留了东谈主民的目田，同期斥地了秩序与安全。”帝制期间，罗马天子和王朝总揽的追思通过天子们修建的广场、种植的雕像和一座座获胜门流传后世。历汗青写也转向天子列传这类“缅念念碑性”汗青文体。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君王传》到佚名作者的《罗马天子史》，罗马作者为“晴天子”树碑立传，对“坏天子”笔伐口诛，其指摘笔法与政事活命中的“缅念念碑性”实践互相呼应。
正如李维在《自建城以来史》绪论中说：“你不错忽闪到昭昭史册中的各式例子的训诲。”在罗马东谈主眼中，历史是一座需要仰视，值得敬畏的“碑”（monumentum），它不仅保存追思，还提供经历训诲。这种历史不雅与古希腊东谈主的“求真”史不雅不同，也与古代中国东谈主“以史为鉴”的史不雅有所不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寰宇历史沟通所沟通员）沙巴体育网信息
